司法实践中律师的“三难”问题仍然解决不了。本来律师拿着“三证”：律师证、律师事务所的证明、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，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。但是，看守所、监狱等部门却要律师另外递交办案机关签有“同意会见”字样的专用介绍信才能允许会见。这就等于在法律之外人为地加上了一个会见的前置程序。办案机关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，但却要另外增加会见限制条件，阻止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目的无非就是防止律师干扰司法机关办案、破案。这种情况在侦查阶段特别明显。知法犯法，忍无可忍。律师提起行政诉讼，原因是公安机关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。但由于公安机关具有双重性质，既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，又具有司法机关的性质，法律把公安机关的这种行为排除在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。阅卷、调查取证更是如此。另外，律师办理刑事诉讼案件，本身就要承担风险，会遇到侦查机关、公诉机关对其任意采取刑事追诉措施。